除了记注官，唐朝还有许多专门负责修史的官员，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史官”。早在西晋时期，就有了专门修编史书的机构，而唐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史官制度。《晋书》曾记载，武帝时期的秘书中书省便设有专职的史官。唐朝统一之后，便急需修史，以确保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能够为后代所借鉴。史书的编撰不仅仅是为了回顾历史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加强思想统一和意识形态的整合，这是维护政权的根本手段。
唐朝不仅注重历史的记录，还意识到由民间史学发展为官方史学的重要性。建立之初，唐朝专责修史的机构为秘书内省，隶属于中书省的管理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这一机构的职能逐渐过渡到史馆等部门，尽管名称有所变化，但核心职责始终未变。
然而，专职史官的力量仍显得有限，无法全面掌控整个朝代的历史编撰。因此，唐朝还设立了许多非专职史官，这些官员通常是以兼任的形式参与史书的修编。像著作郎和著作佐郎这样的官员，虽然日常职责并非专门修史，但一旦需要，他们便会承担起编纂史书的责任。这些史官的学识常常极为渊博，且由于他们担任高官，往往能够得到皇帝的信任。
唐朝史官的选拔方式多种多样。许多记注官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。以唐中宗时期的吴兢为例，他凭借扎实的学识和对于经书史学的熟悉，被中宗任命为史官。此外，唐朝还通过门第背景、家世等因素来决定是否选任某个官员为史官。特别是那些才华出众的官员，他们往往能获得更高的职位，成为史官队伍中的核心力量。
除了皇帝直接任命外，还有不少史官是通过官员推荐的形式被选拔的。虽然这种途径相对较少，但也为史官队伍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。例如，唐朝的张荐便是由浙江观察史李涵所推荐的。张荐以其出色的史学能力被推荐进入史馆，尽管他曾因母亲重病而拒绝了初次的召唤。最终，在母亲去世后，他欣然接受推荐，承担起编史的责任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类似担任重要史官职务的高级职位，往往不能通过推荐方式获得，必须由皇帝亲自任命，且推荐者必须是朝廷内的高层重臣，这保证了史官的选拔具有高度的权威性。
唐朝时期的史官数量庞大，负责的工作内容也有所不同。不同类型的史官负责不同的史书编纂内容，其中，记注官是最大的群体之一。记注官的主要工作是记录皇帝每天的日常活动，这一职能几乎从汉朝起便已经存在。在《汉书》中便有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”的记载，说明这一职位在早期就有了相当明确的职责。然而，到了唐高宗时期，起居注所记录的内容逐渐变得形式化，更多的是为了应付政治需要，甚至忽略了真实的历史细节。
唐朝对国史的编撰格外重视，尤其是在“实录”这一方面，唐朝几乎是历代王朝中记载皇帝事迹最多的一个。国史的编纂最初是以纪传体形式进行的，后期则逐渐过渡到以编年体形式为主。唐朝的国史不仅仅涵盖了王朝的实录，还涉及到前代历史的编纂，以便为当朝提供经验教训。这一政策有助于强化唐朝对正统性与历史传承的强调。
为了增强王朝的政治合法性，唐朝还编撰了多个地理书籍，系统研究和记载了王朝疆域内的自然与人文现象。例如，《西域国志》便是由唐高宗亲自命令编写的，它详细描述了唐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，涉及风俗、物产等方面。这类书籍的编纂不仅有助于深化国民对本朝文化与疆域的认同，也强化了政治权威。
唐朝的史书种类繁多，内容丰富，无论是记录前代历史、国家大事，还是地方志、地理志，均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。这些史书的编纂对后代的历史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，尤其是唐朝建立了完整的史官制度，使得史学在中国史上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
唐朝的史官制度无疑是其政治、文化成就的重要体现。随着唐朝政权的稳固，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繁荣，史官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。许多出色的史官通过不同的选拔方式加入史学体系，他们不仅承担了史书的编纂任务，还在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。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，这一时期的史官制度也为后代王朝的历史记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。
参考文献：
《礼记》《汉书》《旧唐书》《西域国志》
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